世界历史回顾与反思| 瘟疫视野下的宗教与社会

福建莆田原来不是这个名字，而是“蒲田”。因为莆田这个地方水系发达，湖泊、瀑布、溪水很多，加上靠海，潮汐从三个方向灌进莆田，因此这个地方水患严重，故将水去掉变成莆田。加上莆田多沟壑山林，气候温和，温差变化不大，这便为瘟疫的流行创造了条件。瘟疫的流行多处于水系发达之地，比如让太平天国失败的江浙沪霍乱大流行，就是因为水系发达，长江淮河等很多水系导致。因此，莆田这个地区有“竞渡”的习俗，即有去除瘟疫的含义。

同时民间宗教的盛行，从另一个方面也能证明这一点，人们感染瘟疫之后，在缺乏官方救济以医疗的情况下，十有九死，大量死亡，只能寻求鬼神的救赎。

嘉靖末年倭寇开始侵扰莆田一带，为了抵抗倭寇，朝廷向寺院征收重税，从而让寺院也破产衰落。在瘟疫横行的时代，朝廷无力救治染瘟疫民众，寺院尚能发挥微博之力，但是现在寺院的衰落让民众彻底暴露在瘟疫和倭患面前。

林兆恩的三一教就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以说如果没有瘟疫，可能就没有三一教的诞生。甚至可以说，没有瘟疫，也就没有大部分宗教的成长。

林兆恩的经历有点像洪秀全。科举三次不中，于是放弃举业，隐居山林，寻仙访道，醉心于宗教。倭患和瘟疫的横行让林兆恩出世，他参加抵抗倭寇的队伍，并用自己的所学为村民治病，同时宣传他的三一教义。三一教顾名思义儒释道三教合一，林兆恩提供了一套应对当时灾难的教义学说。

我们可以发现，林兆恩的三一教，是建基于瘟疫大流行的背景。考察其它宗教的起源，我们也能发现大部分宗教也是起源和成长于大瘟疫的之下。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在巴蜀地区用符水治病，这个时期同样是这个地区瘟疫大流行的时代，因此张道陵的符水治病才能吸引那么多人。而正是张道陵吸引的那么多人，为曹操提供了有战斗力的兵员，作为交换曹操成为道教徒。

太平天国的兴起类似于林兆恩的传教过程。在过去对太平天国的考察中，主要集中于社会政治文化和族群冲突的视角。试想仅仅是族群冲突，怎么会带来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动员和战斗力呢。显然瘟疫的流行必然为人们皈依太平天国提供了契机。同样是因为江浙沪霍乱的流行，也结束了太平天国的历史，让太平天国在失去大量兵员的同时，也丢失了民众对他的信念。

同样在《出埃及》中，也记录了十灾，也即是当时的瘟疫，这大概也是犹太人出埃及的重要背景和原因。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其成长壮大的契机同样是瘟疫。基督徒和教会对感染瘟疫群体的无差别救治，以及对瘟疫的终极关怀和救赎供给，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加入。

回顾过去的人类历史，瘟疫不仅给宗教带来了契机，同样也是改变历史的一个助推剂。中国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就是那些盛世，因为人员流动的增加，必然带来瘟疫的流行，接着就是死伤无数，王朝由盛而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瘟疫的流行形成了魏晋风度，人生无常，关注当下，与自然合一，超越名教。同时由于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无法为瘟疫中的人们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因此这也带来佛教在中国的兴起。正是南北朝的瘟疫大流行，才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原因。正是瘟疫流行，才真正打败了南明对满人的抵抗，从而让满人得以征服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中，瘟疫会有如此关键和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人类社会的瘟疫出现概率相差无几。但是有一个情况却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同样是在欧洲，瘟疫导致的战乱和社会失序的几率相较于中国很低呢？

这种情况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社会治理，一个是文化带来的社会整合能力。

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我们不同，他们的结构是庄园主-主教-贵族-教宗-国王，每个群体或者阶层都是独立力量。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才形成了社会空间。因此，基督教在瘟疫中既能提供物质和医疗救济，也能对社会提供整合的力量，以及社会度过危机的精神资源。

然而，我们的社会结构不同，我们只存在一种直线结构，那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这样的统治结构是不允许社会存在的，这就造成当瘟疫的灾难来临的时候，社会无法自救，因此人口大量死亡，王朝力量受到打击，由盛而衰，接着便是动乱，动乱会死很多人，这样继续瘟疫。因此我们的历史，总是分分合合，这其中的规律就是缺乏社会自治的空间，脆弱不堪。同时，面对瘟疫带来的社会危机，我们社会缺乏整合的能力和资源，这样的原子化状态，只能等待一个战斗力强大和野蛮的群体来征服，然后开始重建社会历史的循环。

因此，瘟疫背景下的社会历史考察，可能更加能深入历史的脉络，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宗教成长的背景。

当下又是一个社会危机的时刻，我们又重新面对社会危机和整合的迫切问题，基督教应该扮演什么正面的角色，这值得每个基督徒思考！